1952年前来告状毛主席勃然大怒当即命令中央展开调查

  1952年初的某天，毛主席正在听取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“三反运动”的工作汇报。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突然闯了进来，张口就说：

  这句话一出，毛主席和罗瑞卿都愣在原地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就将一个包裹放在主席面前，并向毛主席解释了自己因何告状。

  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，看到包裹内的东西更是潸然泪下，当即令陈毅展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“拨乱反正”，其中数十万人被处理，数千人被枪毙。

 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啥东西能令毛主席如此生气？又是啥东西能牵扯如此多的人呢？

  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，就知道了毛主席，并敬佩毛主席关于农动的思想。1925年，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，当时毛主席在广州兼任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，在此期间多次聆听毛主席讲授农动问题等课程。

  1930年底到1931年秋，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取得了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，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。此时正在上海工作的知道后十分高兴，他对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备受鼓舞，对毛主席也更加思念和仰慕。

  期盼早日见到毛主席、周恩来等同志，1月1日傍晚，他心急如焚地来到向往许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。毛主席、周恩来等同志对的到来十分高兴，并在红军总部亲切接见了他。

  毛主席在听到白区斗争情况的时候，对在白区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很担心，并说：“还是像我们这样，拿起枪杆子建立起自己的政权，这才干得痛快啊！”

  1月27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，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，王稼祥担任主任，为副主任。从这以后，和毛主席的接触也慢慢变得多，他也越来越敬佩毛主席。

  特别是从毛主席亲自统率和指挥的漳州战役中，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，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：

  “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同志的直接领导下，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，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、战术以及策略思想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令我由衷地敬佩！”

  1934年10月，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而此时博古和李德等人又因为惊慌失措导致有了错误的领导，部队也付出巨大的牺牲。

  到这年年底，红军从退出根据地时的8.6万余人，锐减到3万余人，这也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怀疑。

  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召开，张闻天、王稼祥等多数领导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，也表示同意。最终会议正式确定毛主席的领导位置，也结束了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。

  一生耿直忠厚，忠诚于党的事业，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他总能坚定不移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，维持全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。

  毛主席曾对的夫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荣臻同志是个好同志，他工作认真负责，为人也很正派，对党很是忠诚。”

  毛主席不管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，他对都是非常爱护和信任的。

  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，美国立即派兵进入朝鲜，毛主席得知后采取了一系列应变的战略措施。

  1950年8月下旬，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正在积极地调兵遣将，他感到战局可能很快就会逆转，一旦我国被迫卷入其中，仅仅依靠东北边防军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。

  于是在请示毛主席的同意后，电令第9和第19兵团预备作战，必要时以最快的速度支援东北边防军。

  1950年10月1日，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，金日成向我国紧急求援；10月2日到5日，政治局连续开会，经过反复讨论和思考，最终同意毛主席的意见：抗美援朝。

  1950年10月19日，志愿军战士在彭德怀总司令的带领下横跨鸭绿江，前往朝鲜参战。

  从这以后，在毛主席和的直接领导下，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任务的重任。不管是志愿军编组、训练、集结还是运送武器装备、后勤供应等，都一一过问。

  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深知抗美援朝是我军第一次出国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。美军是现代化武器装备都很优秀的机械化军队，而我军则只有小米加步枪。

  如果我军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开展近战、夜战，不仅难以攻克敌人获得胜利，甚至可能被敌军打败。因此，对后勤保障工作十分重视，对后勤保障需要解决和落实的问题更是一一督促。

  部队在朝鲜作战，作战前线弹药的补充是重中之重。以前部队在国内作战的话，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；但现在部队是在朝鲜作战，弹药补充则需要依靠国内，而当时国内弹药的生产能力远远赶不上战场的需要。

  1951年第一季度，朝鲜战场需要的弹药大约为1.4万吨，而我国的生产能力只有1500吨，相差的数目是非常大的。因此，不足的时候我国只好向苏联购买。

  就在前线战火如此危急的时刻，却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情，这也令他不得不快速回国，找毛主席“告状”！

  1952年，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期，毛主席和各领导人时刻观察着前线的战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急匆匆地赶到内，不顾一切地闯进毛主席的办公室。

  当时毛主席和罗瑞卿正在讨论问题，但他们看到脸上的表情如此严肃的时候，也意识到是有大事要说。还没等毛主席开口询问，就将一个包裹放在毛主席的面前。

  毛主席一脸疑惑地打开面前的包裹，看到里面都是抗美援朝部队使用的急救包。毛主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便问他：“荣臻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  只见一脸愤怒地说：“主席，我要向您告状！”毛主席还是有些不解，继续问道：“告状？你告什么状？告谁的状？”

  气愤地说：“主席，这急救包里全是过期的药品和没有经过消毒的棉纱！”听到的话，毛主席和罗瑞卿的脸色瞬间变得和他一样气愤。

  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当时不少受伤的志愿军战士来到后方医院治疗，没想到不仅没得到治疗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甚至很多战士本来只是一些小伤，治着治着就到了要截肢的地步，还有不少战士就这么牺牲在了医院。

  刚开始医院认为这种情况是后方恶劣环境所导致的，但随着出事的伤员慢慢的变多，医院才发现事情的不对劲，于是便将这件事报告给上级。后来经过调查发现，前前后后已经有上千名伤员，因为用了这种假冒伪劣的药品而致残或者牺牲。

  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十分生气，这才急忙回国，找毛主席“告状”。毛主席听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，眼眶渐渐红了起来，他突然一把将桌案上的东西全部推了下去，愤怒地说道：

  “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奋勇杀敌，保家卫国，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了我们自己人的手中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  当时和罗瑞卿就站在毛主席的身后，他们看到这样失态的主席，一时间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同时对制作假药的不法分子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  毛主席立即下令彻查这件事，下定决心要将这些制作假药的败类给找出来。由于假药上面标注的生产地是在上海，于是毛主席便让上海市市长陈毅全权接管这一任务。

  陈毅接到毛主席亲自布置下来的任务也是十分气愤的，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生。陈毅立刻派人调查这件事，很快，一个名叫“大康西药房”的店铺进入调查人员的视线当中。

  大康西药房的经营者名叫王康年，1924年出生在浙江杭州，17岁的时候考入上海大亚电台当电台报告员。由于这是一个商业电台，报告的内容也多为商品行情和商品广告，因此王康年耳濡目染了不少“生意经”。

  没过多久王康年结婚了，他的岳父是公共租界的巡捕，在岳父的资助下，王康年租了一间房子做起了小百货生意。后来上海国产西药进口药的生意越来越好，王康年就搬到了北京西路434号的景星里，开了一间大康西药房，做起了西药生意。

  不过那个时候新亚、信谊等大药厂的产品热销，批发药品是需要付现金的。王康年手头上没有那么多现金，他就开始玩“空手套白狼”的把戏。

  后来抗战结束后，内战又爆发了，由于内战的爆发也令当时的经济越来越动荡，西药价格更是大幅度上涨，大康西药房便搬到汉口路，不过生意还是没有一丝起色。

  第一、王康年不肯老老实实经商，他热衷的是投机贩卖；第二、王康年没有资金，也没有正常进货的能力，经常套客户的定金，王康年也因此被告上法庭。

  不过随着上海解放，人民政府采取了恢复经济、扶持工商业复业的政策。于是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工会的调解下，大康西药房包括其他药品产业都转为债务，以负债的经营状态复业。

  如此宽宏的政策，也令王康年十分感动，并表现积极。王康年不仅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，还担任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。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，大康西药房的生意也慢慢变得好，从复业到1951年，仅两三年的时间，药房的销售总额就高达350万元。

  王康年赚了一些钱，也还掉了一部分债务，除此之外王康年还十分喜欢和机关、部队以及国营机构做生意。不过尽管如此，王康年买空卖空、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也没有改变，他喜欢用虚假手段招揽生意，以此弥补自己资金和供货能力的不足。

  这也导致后来发生，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的巨款，影响伤病员恢复健康的事情。

  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展，我军对药品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，再加上当时我国的封锁，因此志愿军战士们的药品只能寄托在国内药商的身上。

  王康年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脑海中萌生出一种想法，尽管这个想法有些坏良心，但他还是决定做，毕竟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钱财。

  1951年11月，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来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。当时大康西药房明明没有货，但王康年还是收下货款，将这笔生意揽了下来。到发货日期来临的时候，王康年便用医疗器械和辅助药品搪塞过去，而这些东西志愿军战士是根本用不到的。

  后来为了应付志愿军，王康年竟然用玉米面充当消炎药。后来王康年又去一些药房收购过期药品，随后将这些东西全部打包送往前线，以此来敷衍了事。

  对于王康年的这种行为，连大康西药房的员工都看不下去了，他们气愤地说：“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奋勇杀敌，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我们，我们在国内连基本的发售药品的责任都尽不到吗？”

  如果是一般人，面对这种质疑肯定会羞愧难当，但王康年并不是一般人。面对员工们的质疑，王康年的脸上没有浮现出一丝羞愧，甚至还自信满满地说：“朝鲜路途遥远，这件事我有应对办法！”

  就这样，大批假冒伪劣的药品被送上了前线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一些轻伤的战士们使用药品后，伤情竟然越来越重；而一些重伤的战士则因为这些药品而牺牲……

  经过调查组的调查取证，王康年确确实实存在着重大嫌疑。然而还没等正式将其逮捕，王康年手下的员工先绷不住了，他们主动检举了王康年的罪行。

  原来王康年除了用玉米面充当消炎药，收购过期药品外，竟然在制作急救包的时候省掉了漂白和消毒等重要步骤。当这种不合格的“急救包”被送上战场后，由于含有大量的细菌，导致用了急救包的战士们伤口会越来越严重，这也是战士们频频死在医院的重要原因。

  王康年的罪行暴露后，很快被公安机关所逮捕。陈毅在了解事情的原委后，便意识到这件事绝对不是只抓一个王康年这样简单的，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隐患。

  比如志愿军所用的药品等军用物资，王康年是如何通过相关部门的严格检查的？又是如何装成正规药品被送往前线的呢？显而易见，负责审查的人员中出现了很大的腐败情况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一桩桩惊天的大案被放在大家的面前。

  上海大名路肉庄的老板，在制作志愿军所需要的牛肉罐头的时候，竟然全部用腐烂和发臭的烂肉制作。当这些罐头制作好后，他仅在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黄牛肉，以此来躲避相关部门的检查。

  由于牛肉罐头比较稀少，再加上志愿军战士平常根本舍不得吃，因此当他们打完胜仗后，准备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坏了，也只以为是放久了，根本没有想到是罐头本身就有问题。

  前方战场上的物资是非常稀缺的，所以尽管战士们看到牛肉罐头里面是腐肉，他们也不舍得扔掉，而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而这些吃了腐肉的战士，轻则腹泻两三天，重则中毒。

  福华电厂药棉厂的经理李寅延，承接了志愿军急救包和三角巾的大量批单。但当他领来政府提供的一万斤好棉花后，竟然全部将其换成废旧棉花，并没有进行任何消毒处理。

  李寅延用不合格的棉花做成120081个急救包发往前线，这些不合格的急救包携带大量的破伤风以及坏疽菌，从而造成大量伤员伤口感染、恶化。

  济南盛昌蛋厂的厂长安景远，在承接志愿军蛋粉供应的时候，不仅偷工减料，还将7600多斤臭鸡蛋掺在面粉里，以此牟取暴利。

  这种黑心的资本商家还有很多，也令调查的干部越查越心寒，他们没有一个是不愤怒的。任谁也想不到，前方的战士正在和敌人拼死搏杀，后方受战士们保护的资本家竟然在捅刀子！

  以王康年为代表的不良资本家，到底将这些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的生命置于何地？他们在干出这些泯灭人性的事情时，可曾想过，如果没有军人的保护，他们能平安的生活下去吗？

  向毛主席“告状”，毛主席下令让陈毅彻底调查，这才揪出这些黑了心的奸商，王康年事件才浮出水面。然而这件事能够发生，绝对不是偶然事件，如果没有抗美援朝，那么这些奸商该如何牟取暴利呢？

  毛主席意识到，全国解放后仍有很多资本家的余孽在伺机行动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给新中国增添麻烦。而在这些人的影响下，不少干部也出现了问题，于是毛主席决定开展“五反运动”，有数十万的人被逮捕，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。

  “五反运动”是在“三反运动”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，“三反”是在党政军民内部开展的运动；而“五反”则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步伐资本家犯罪行为的运动。

  这两个运动要相互配合，结合进行，毛主席指出：“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、当董事经理的人，同时也要搞那些不法的资本家，这是一场恶战……”

  为了打好这场恶战，毛主席特别强调在“五反运动”中，一定要依法办事，掌握好区别违法和不违法的政策界限。

  在斗争策略方面，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，组成“五反”统一战线，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。在部署工作方面，强调有准备、有步骤的进行工作，准备不好就不要急着动手；在县、区、乡三级一般不开展“五反”斗争。

  据统计，在“五反运动”开始后，毛主席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批阅了18篇有关上海的报告。

  毛主席十分清楚上海的经济分量在全国的位置，早在上海解放前夕，他就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进行谈话：

  “如果能将上海搞好的话，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会忘记你们的。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，甚至我们的敌人都会以上海工作的好坏，来考验我们党有没有管理大城市以及全国的能力。”

  不过“五反运动”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，资本家惊惶不安，私营企业的生产更是下降，失业的工人慢慢的变多。

  毛主席审时度势，积极采取措施，调整部署，既要查清楚问题，给黑心的资本家沉重的打击，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，以此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

  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，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也很快得到缓解和改善，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。全国范围内的“五反运动”历时半年结束，也成功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行为，取得了又一个回合的胜利。

  “三反”和“五反”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了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，还对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  因此，仅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广大农民也成为土地的主人。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，1952年完成了查田工作，农民们也开始向互助合作化道路迈进！